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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燕菁:效用型城市│从规模竞争到专业化竞争

—厦门大学建筑学院和经济学院 教授

2017.10.18  3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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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大学建筑学院和经济学院 教授

     什么是效用型城市?

      可能在十年前,城市如何增长并不是规划需要回答的问题,因为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扩张型增长,我们城市规划的方法都是围绕此类城市而设计的,规划无非是解决增长多少、增长快慢的问题。但近十年,城市开始分化,部分城市增长停滞、甚至衰退,越来越多的规划面临着“如何增长”的问题。那么,是否有针对此类“非增长型城市”的相关理论与规划方法?

      城市增长和衰亡的理论,最早是在1966年,美国规划师约翰•弗里德曼(John Friedmann)在《区域发展政策》(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)一书中,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•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-边缘理论(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)推广到空间分析中。在《极化发展理论》(1969)他又进一步将“核心-边缘”归纳为解释区际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。弗里德曼认为,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核心区和边缘区(Core and Periphery)。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、孤立发展,变成彼此联系、发展不平衡,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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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过去三十年,中国城市的核心-边缘结构迅速形成。原本互不关联、独立发展的城市地区变得日益紧密,形成城市群的形态,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分工。有些城市迅速增长,而有些城市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。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入的速度迅速减缓,城市之间的人口移动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模式。例如,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基本稳定,但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仍在继续。目前美国经济圈的增长主要在波士顿地区、旧金山湾区,其他区域都逐渐开始衰退。这种变化也正在中国发生,一、二线城市和三、四线城市的分化日趋明显。针对这些城市增长的现象,我试图建立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模型来解释。
     城市增长模型
      城市是如何增长的呢?根据竞争理论,城市之间竞争公共产品供给分为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两个阶段。城市化刚开始时,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应很少的城市,城市处于供不应求阶段,城市提供的效用都差不多,因此哪个城市便宜人们就去哪个。在供不应求阶段,每个城市都获得程度不同的增长。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城市化的1.0阶段。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,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,城市劳动力收入(预算)的增加,城市由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。此时,2.0阶段城市规模的此消彼长取决于城市公共服务的性能价格比,人们选择城市主要靠这就是城市间的效费比(或称性能价格比price/performance ratio)。用公式表示,就是:
P=Utility/Cost
U:城市居民获得的效用(Utility),包括交通、教育、医疗、治安、法律等公共服务
C:城市居民为公共服务支付的成本(Cost)
P:不同城市的性价比(performance ratio)
在该阶段,人们选择城市就和购物一样,由城市的性价比而决定。一座很好的城市,如果我住不起,它再好对我来说也没用;另一座城市,如果没有学校,没有医院,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,生活不方便,再便宜我也不去。因此,城市依靠两个方式能提升性价比:一是降低成本,二是提高效用。

      我们把通过降低成本实现城市增长的方式,称作“C型(cost)扩张”,比如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等一线核心城市,都是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 “规模型城市”。城市人口规模越大,每个居民负担的成本就越低,城市竞争力就越强。由于公共服务有着显著的规模效益,巨大的规模保证了高水平基础设施(机场、通讯、高铁、地铁、港口、教育等)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。因此具有规模优势的城市,可以通过不断扩张,降低平均公共服务成本C,提高居民的性价比P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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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既然规模型城市由于公共服务显著的规模效益难以超越,其他城市该如何提升竞争力呢?答案就是提高效用,如何提高效用?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我们需要回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——所有“消费人”的偏好都是不一样的。这就意味着每一种产品最多只能“完全”满足一个消费人。其余的消费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损失(尽管效用仍是正的)。没有被完全满足的部分,定义为效用耗散(utility dissipative)。与理性生产者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假设一样,理性消费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。
这就是意味着几乎每一个集体消费公共服务的城市人口,都存在效用损失。城市规模越大,效用的损失就越大。可以用一个鞋子的市场来解释这种效用损失。假设每一个人的脚都是不同的。而生产者生产的鞋则是完全一样(因为规模经济)。结果必然只有一双脚可以完全符合这个鞋的尺寸。而其他所有消费者的脚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。为了减少消费者的效用耗散,就需要鞋的“种类”越多越好。可选择的尺码越多,脚的满足程度就越高。当每一双脚都订做一双鞋时,效用最大。换句话说,对于消费者来讲,并不是价格越低越好,在买得起的条件下,种类越多,选择越多,被满足的几率和程度就越高。在城市里,每一个公共服务都可以是这样的“鞋子”,越是规模经济,越是满足的效用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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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怎样减少这样的效用损耗?这就需要和规模经济相反的服务——多种多样针对特定需求的专门化服务。在1.0阶段,这样的专门化服务由于价格昂贵而难以提供,进入2.0阶段,预算约束对于高净值的消费者而言已不再是约束,其消费约束是寻找不到满足其偏好的消费品,是市场规模难以扩大的主要约束。换句话说,此时的市场需求不是受到成本过高限制,而是受到效用缺失的限制——有钱买不到对路的服务。这就是供给侧不足,使得消费侧潜力难以释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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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显然,规模经济和专门化经济是两个相反的选择,不可能同时被满足。由于规模经济是“核心城市”的优势,反过来量身定做的专门化服务就是“核心城市”的劣势。这就给“边缘城市”参与区域竞争带来了新机会。只要“边缘城市”可以创造出足够高的效用U,即使成本C很高,也足以形成相对“核心城市”较高的性价比P。

      当城市化进入2.0阶段,城市公共服务从成本竞争转向效用竞争——城市通过提高效用U而不是降低成本C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力P。在1.0阶段成本竞争中失败的边缘地区,可以通过发现并提升本地独一无二的效用重新获得新的竞争力。如果说核心城市的竞争力P主要来自低成本C,那么边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高效用U。我们把通过提升城市效用U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城市,称为U型扩张的“效用型城市”,或“专门化城市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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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随着消费者收入的持续增加,效用型城市成为成长新形态。核心城市内人们的不同偏好,给边缘城市、非核心城市带来增长点。只有创造效用而不是降低成本,才能为城市寻找到新的动力。高净值消费在空间上的分离,为专门化城市提供了可能。专门化城市(Customized city),提供量身定做式的公共服务,精确满足高价值的个性需求,追求更高性价比而非低成本。

      效用型城市的规划差异

      “规模型城市”与“效用型城市”核心竞争模式的差异,决定了其规划方法存在着巨大差异。这就要求城市规划必须探索全新的规划指标体系、建设模式和维护管理模式,以下列出六个“效用型城市”规划与传统规划的主要差异方面。
      要点1:城市性质
      对于“规模型城市”的规划,无论大小,其城市的首要性质,都是所在地区的“中心”,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中心所覆盖的区域。不久前,各城市对“国家中心城市”头衔的争夺,就是反映了C型扩张的城市对“中心”的本能争夺。但对于效用城市而言,是谁的“中心”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同谁分工。效用型城市规划的第一步,就是选择与之分工的核心城市—— “分工对象城市”。分工对象的等级越高,效用型城市所能参与的分工水平就高。城市增长动力来自于分工对象城市需求,也就是说,效用型城市的城市性质,由核心城市缺什么功能来决定。

      要点2:城市规模用地构成
      规模型城市必定“大而全”,而边缘城市应该“小而专”。“效用型城市”的竞争力则需要依靠“量身定做”提供专门化的服务获得高性价比。城市用地结构突出专一功能而不是不同功能用地的“平衡”,不需要严格遵守传统意义上的规模与用地平衡表,例如某些旅游城市的居住用地要远远小于酒店的用地。只有“小而专”,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特地人群“订制”专门的服务。

      要点3:空间结构

      崔恺院士在为贵州黔西南州义龙新区所做的一个规划中,提出“蔓藤城市”概念,这个概念可以形象地对效用型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描述。效用型城市结构可以像“藤蔓”那样由“藤”和“叶”两部分组成。“藤”是为不同功能片区提供运输服务性干道。“叶”是不同的运营功能区,是分工对象城市功能一个片段。“叶” 通过“藤” 联系分工对象城市。“叶”的规模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——不是扩大单个“叶”,而是增加新的“叶 ”。“叶”功能自我平衡,“叶”的兴衰受制于分工对象的需求,而不影响其他“叶”的兴衰。蔓藤城市也导致污水、电力等设施的分散布局,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将增加。可见,以效用优先的城市布局,与规模型城市节约基础设施成本的规划原则截然相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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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要点4:交通模式选择

      效用型城市的消费者,都是高净值人群,对高净值人群来说时间成本要远比价格成本更重要。如果一个城市的停驻时间是一周,而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三天,吸引力就会大幅下降。例如,云南的枢纽机场做得非常成功。大部分机场不是从目的地机场直飞各景区,而是全部飞到昆明,再由昆明机场转飞各地。在有限的人流下,支线机场也可以实现广域的分布和高频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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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要点5:差异化的人口对策
      效用型城市的人口构成与规模型城市不同,其主要的居民由流动人口构成。这部分人口是城市服务的主要对象,是城市运营的主要收益来源,因此流动人口应尽量多。这部分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工作生活,只有一部分片段时间轮流在专业化城市消费。原住居民是城市的主要获益者,效用型城市应充分利用原住人口的在地基因,为城市提供土地、民居样式、在地风俗以创造与分工城市反差的独特性。为原住民创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是效用型城市的主要目标,原住人口应尽量少,这样人均收入就越高。另外,就业人口要合适,就业人口是原住人口雇来为流动人口服务的人,比如酒店的服务员、经理,城市的保安、消防、物业、垃圾、路灯、污水等部门的从业人员,是城市另一个主要的人口构成。这类人口的数量将影响效用城市的服务水平,就业人口太少,服务水平肯定不会很高。

      要点6:制度设计
      效用型城市适于采用各组团自治为主的模式。每一个“叶片”相当于一个自治的“小单元”(可能是一个小城市、或城市组团,也可能是镇、村等人居聚落),可以采用多样化的运营。“叶子”之间,农民可以出售环境给城市。项目启动可以由政府和原住民发起成立公司。政府负责土地整理和“藤”和“根”(外部交通)的建设;原住民提供土地、参与治理。政府到分工对象城市招商,并向符合条件的运营商转让股权,收回成本后退出。原住民成为只参与分红的优先股股东。运营商获得政府转让的股权,全权负责策划、投资并根据招商约定向政府交税。运营商达不到约定税收要求的,由政府按照约定标准赎回重新招标。

      实例借鉴

      实例1:迪拜——为富豪订制

      迪拜是阿联酋的第二大城市,面积3885平方公里,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%。40年前,迪拜选择了专业化城市的方向——为全球最顶级的消费者服务。所有城市建设——从七星级帆船酒店到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——都为世界的富豪量身定做,形成了典型的专业化城市人口结构和交通模式。2016年,迪拜拥有大量的流动人口,过夜游客1490万,日间活跃人口超过350万。从事服务业的人口254.7万,而原住人口仅有38万,只占总人口的15%。拥有高人均指标,2015年,GDP972亿美元,原住居民平均25万美元。迪拜之所以能同国际顶级城市群分工,主要依托迪拜国际机场(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)。该机场2016年吞吐量高达8365万人次,仅次于亚特兰大和北京高居世界第三,显示出机场在专业化城市分工中的特殊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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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实例2:三亚——专业化旅游城市

      1999年版(2001年批准)的《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-2010》是国内最早的专业化城市规划实践之一。规划目标提出:“突出三亚市热带海滨旅游城市特征,逐步向专业化城市的方向发展。”规划放弃自求功能平衡的传统规划方法,将三亚的城市性质定位为专业化的旅游城市,一线城市的“后花园”。规划按照专业化城市的需求,大幅度减少与旅游无关的配套功能(如产业)用地。在人口规模方面,提出控制常住人口,发展服务人口,增加流动人口。另外,对城市结构和形态也进行了根本性调整。从原来在主城区集团式发展的空间模式,转变为沿海岸线“蔓藤”式增长——按照不同的湾区,形成不同特色、不同标准、不同旅游对象的城市组团。在运营方面,各组团之间不强调功能互补,而是独立建设、运营,并分别同一线城市展开分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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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实例3:红皮村
      云南香格里拉洪塘镇红皮村海拔3,300.00米,年平均气温5℃。地僻人稀,农户402户,全部从事第一产业。十年前(2006)全村经济总收入334.90万元,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,006元,属绝对贫困村。
      2013年,来自法国的背包客Constantinde和来自福建的贝壳,两人设计复原了洛克的探险路线,5天4夜的行程中,马帮队伍经过高山垭口、森林、草原和湖泊,最后回到基地。基地就选在文化和风貌依然保持原生态的红皮村。为了确保一趟形成的品质保持到最佳,马队接纳的报名人数不会超过6个人。每名旅客能享受到接近3人和3匹马的服务。每位游客5天4晚的价格26800元, 4天3晚价格23800元。加入马帮服务的村民连人带马,每位可以在四五天内挣到两千多块钱。
      这意味着尽管红皮村还是原来的形态,但已经开始同遥远的城市分工,开始成为专业化的旅游城市。虽然按照增长型城市的定义,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水平,才能定义为“城市”。但对于效用型城市而言,这一定义却并不需要。有时候规模越小,反而越容易实现专业化分工。原来非常原始的经济,可以一下子跳跃到很高的分工水平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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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实例4:法云安缦

      位于杭州的“法云村”是一个普通的古村落。安缦是全球连锁的度假酒店,将村落买下后,把整个村子改建成高端酒店。法云安缦的设计概念为“18世纪的中国村落”。酒店尽量保持了杭州原始村落的木头及砖瓦结构,客房以不同的形式遍布于村庄中。甚至侍者的制服都使用了与村落极为合拍的土黄色。尽管酒店价格昂贵,但建成后国内外慕名而去者络绎不绝。可见,城镇化的本质不在人口多寡,而在分工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。只要能发现或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特色,并把其特殊的效用嫁接到核心城市的分工链中,即使一个村落(甚至一栋房子),也可以立刻被“城市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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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实例5:杭州战略

      即使是大城市也可以转变为效用型增长的城市。在城市化1.0模式期间,杭州市沿西湖-钱塘江轴增长。由于钱塘新城的建设,西湖的周边区域也得到了较好的保留。那么,杭州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?我认为,可以沿钱塘江-富春江轴线,形成效用型增长。富春江的沿江景观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,是独特的景观资源,拥有发展专门化的度假酒店、国际会议的潜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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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实例6:雄安新区的思考
      我认为雄安新区也许能找到作为效用型城市增长的途径。我们来看看习总书记对雄安新区提出的定位:“国际标准,世界眼光,中国特色,高点定位”。这些标准其实非常符合效用型城市的增长途径。“国际标准、世界眼光”往往是我们现在的规划所缺乏的。中国失去大国地位的百年,也是“大国”功能在城市空间湮灭的百年。当国家恢复其世界角色时,大国职能与常规城市职能在空间上的冲突,必然会导致巨大社会成本。例如,杭州的G20峰会,以及厦门的金砖会议,这些世界级会议需要较高的防卫等级,开会期间整个城市几乎封锁了,花费了巨额的资产与成本。所谓“世界眼光”就是要恢复城市的大国职能,为这一职能提供专门化的城市空间。为分解首都服务世界功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压力,为重返大国舞台提供必要的城市空间,雄安新区需要一组为世界级的国家交往,提供高水平的公共空间——“世界客厅”。为国际交往量身订做最便利的无国界交往空间。最大限度减少高端国际交往对城市日常活动的干扰。迪拜之于阿布扎比,就类似于雄安之于北京,把雄安的功能定位在全球分工,承担不同的专业化功能。

      深圳、浦东是中国看世界,雄安是向世界展示中国。作为世界历史上少数几个曾经的“大国”,中国城市营造传统有着丰富的规划手法。雄安应在现代条件下借鉴、复兴这些营城理念,可以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,使东方文化重回世界历史的主流。用效用型城市的理念来量身定做雄安未来的城市职能构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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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上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,与雄安新区的官方立场无关^_^)

      结论

      城市化进入2.0阶段,效用型增长取代成本型增长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态。以“特色小镇”来说,可以视作效用型城市,可以应用效用型城市的规划方法。特色小镇的“定位突出‘独特’特色是小镇的核心元素,产业特色是重中之重找准特色、凸显特色、放大特色,是小镇建设的关键所在”(李强,2015)。其产业定位不追求“大而全”,而是力求“特而强”。小镇应限制规模,“其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,建设面积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”。总之随着时代的变化,城市规划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。如何探索新的城市增长理论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划方法,很可能成为未来规划发展的主要方向。

注:本文图片由赵燕菁教授提供。

参考文献:
赵燕菁. 效用型增长:边缘地区城市化模式. 城市发展研究, 2017, 24(6).
赵燕菁.范式转变:从均衡到竞争. 学术月刊, 2016(09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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